民国时期的中英混杂

谢益辉 2018-05-03

大概是因为晚清的软弱无能,国民被西方坚船利炮冲击得都失去了自信。随着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流入,学者的语言也被改造了(如摒弃古诗、开始写近代诗);那些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的人,可能是兴奋过度,于是把英文词汇也原样照搬回来,造成了奇怪的中英混杂。以前我说过丰子恺的例子,这次看《民国语文》,里面还有其它例子。

如刘文典在《我的思想变迁史》里用了很多英文单词,培根之类的人名不经汉化可以理解,但有些句子实在让人读来别扭,比如“这就是我的 Confession 了”。梁遇春的《人死观》的行文风格非常类似,大量西文引用和中英混杂,如:

永生同灭绝是一个极有趣味的 dilemma,我们尽可和死亲昵着,赞美这个 dilemma 做得这么完美无疵,何必提到死就两对牙齿打战呢?

同时期的夏丏尊在《作文的基本的态度》中讲:

在国外,用外国语,在国内,应用本国语(除逼不得已须用外国原语者外)。“我们的 father”“你的 wife”之类,是怪难看难听的。

虽然他不赞同混杂,但其实同样在这篇文章中,他也借用了英文的“六 W”概念(何时何地何人等),这仍然说明了英文对文人学者的冲击。

关于中英混杂,我申明过多次,并不是说方块字中一定不能出现外文字符,而是说一些常见的、有明确而通行的中文表达的对象,就没必要硬转为英文单词表达。中文表达并不丢人,嵌入不必要的英文单词也并不显得人高明,我们对自己的语言得有点信心。当然,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,并且常看我博客的客官们已经对这个话题听得耳朵起茧;混杂的语言已然是一门流行的新语言,势不可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