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才波子哥给我发来一张我爹妈在他们家作客的照片。他的消息触发了我的一些刚上大学时的回忆——这么说来也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。前年我在《土人》中提到的“北京的一位亲戚”就是他。他的外公与我的外婆是亲兄妹，所以我们俩的母亲算是姐妹，我便称他的母亲为姨妈。大前年我重拾博客时提到的“村里的木匠亲戚”，则正是我的姨爹。这便是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，而这关系其实我从小就没明白，大人也没对我讲过（也可能讲了我没注意），直到有一年我回国在三舅门前小河边看外婆的墓碑时，头一次意识到外婆与姨妈同姓，才自己悟过来、解开了为什么“姨妈与我妈不同姓”的谜团。
上面是闲话。十八岁的我，第一次离家千里上北京，心中自然是感到无比落寞。我爹给了我一个波子哥的电话号码，说他在北京开公司，去了可以找他。那时候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，对他的记忆几乎还停留在小学时，所以并不算太熟悉，但初到一个陌生城市时能有个亲戚，就算不太熟，感觉还是很能慰藉思乡之情的。于是开学军训几周结束后没多久，我便用 201 卡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、听到了乡音。后来他让我在一个周末去找他，便有了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北京坐公交车的经历。坐的是哪路车我现在记不清了（好像是 6 开头的），但下车车站我记得叫丰户营，下车后往前走几步就是一座桥，他在那里等着带我去一家早点店过早（吃早饭）。
后来我去了他家，才意识到这“老板”与我想象的还有些距离。他和嫂子、娃住在租的棚屋里，条件很简陋。有时候我周末会在那边过夜，就三个男人挤一张小床凑合睡（还有同村来的一个打工的人）。不过我艰苦惯了，倒也不在意这些，反倒是周末能去那边吃几顿好饭，觉得十分满足。大一开始上电脑课后，我对排版产生了近乎痴迷的兴趣，但学校机房上机要交钱，我每次都心疼花钱，而他家里有一台破旧但还能用的电脑，这是除了饭菜之外最能吸引我周末往那边跑的原因。那时候我经常拿几张三寸软盘，里面放着我从网页上复制下来的所谓美文、存在记事本里，到他家后便如痴如狂地用 Word 排版，用尽量省纸张的方式排好后再拿回学校上打印店打印出来。有时候我会弄到夜里两三点甚至三四点；所有人都睡熟了，就我还猫在球面荧光屏前继续捣鼓 Word。现在回头想想，他们周末经常打电脑游戏，而我去了之后一般都是独霸电脑不松手，所以也让他们没法玩了，有点对不住他们。年少时的我，只顾自己，真的是一点人情也不通。
波子哥和嫂子对我格外照顾，每次都好饭好菜招待；尽管自己条件艰苦，对我从来都很大方。记得有一次太晚了我要回学校，他便给了我几十块钱、让我奢侈地打车回去。有时候周末他还在公司忙，我便去他的公司（玩电脑）。说是公司，其实就是租的一间地下室，做一些办公耗材的跑腿生意，经常就是别人一个电话过来就赶紧扛着墨盒给人送去。那地下室有些阴湿，气味也不太好，但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一间间火柴盒般的“办公室”，驻扎着各种公司。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北漂一族的生活——在那不见天日的地下，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工作；饿了就是一碗泡面，渴了就是一杯白水。那时我对网站的兴趣也开始萌芽，也曾试图帮他的公司做个网站，但最终并没有弄好。我白吃白喝他那么多，并没有任何报答，现在想来也很对不住。
我上大三后，我弟也到了北京上学。波子哥又盛情邀请我们兄弟一起去他家玩，我便带着我弟过去。经过这么些年的辛苦打拼，这时他已经搬了新家，条件好了一些，而且还买上了车。后来我有时候太忙，他便叫我弟直接过去，我们也都从未客气过。
2015 年年初他得知我要回国的消息后，说要开车去机场接我，不过我当时已经和同学约好，所以就直接去同学家住了。自打本科毕业后，我就没再怎么见过波子哥。那次回北京我应该去看看他的，可惜他仍然住在北京的老西郊，实在太远，便未成行。直到过年时，他回老家，我们才得以在他姐家重聚。我在家里亲戚饭桌上一般不会喝太多酒，那次我略微多喝了两杯；一是因为确实太久不见，二是姐姐的辣菜辣得太过瘾。虽然辣椒配白酒不合适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吃了好多，饭后还厚着脸皮要了一大罐姐姐自制的超级辣的辣酱带回了美帝，那是我吃过的最辣的辣酱，吃了足足一年。
这次美帝疫情大爆发，波子哥又问候了我几次，叮嘱我尽量不要出门，而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也没去主动关心过他们一句。唉，怎么想怎么惭愧。当然，以他那爽朗幽默的性格，大约也不会在意这个老弟这么不通人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