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曾说古文不宜说理（朱自清《经典常谈》），我感觉这话应该大致是对的。一方面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太重视科学、逻辑、思辨方面的东西，每到需要支撑某个论点的时候，通常的办法就是搬出前朝的规矩（不能坏了太祖的规矩啊），或圣人的言行（你看孔子就是这么干的）；另一方面，就文章类型而言，大家也更喜欢文学味道浓厚一些的文章。
当然也不能说就没有说理的好文章。我认为柳宗元说理就很在理，比如《驳复仇议》和《桐叶封弟辨》都是不错的说理文章。其说理的核心思路其实都很简单，就是那句我们听了无数遍的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比如《驳》文中怎么处置杀了杀父仇人的人。有人主张按法律应该杀了这个人，但同时杀掉杀父仇人也是尽孝的表现，应该表彰。柳宗元说不可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办法，而且这事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杀人上，而是要追根溯源，看看那个人为何杀了他的父亲。只要这件事搞清楚，那么当前的杀人这件事的性质就清楚了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礼之用，判然离矣。
人们总是喜欢关注眼前的已经发生的结果，尤其是看新闻不嫌事大，至于新闻的前因后果，要么就是不关心，要么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就像韩愈说的（《原道》）：
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
但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怪罪我们广大吃瓜群众，这是个时代问题。原罪还是来自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：谁叫信息流通这么方便呢？我们哪有空去考证任何一件事的来龙去脉？
《桐》文同样讲不要盲目执行条文，哪怕是天子说的话，也不能盲从。
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若。
天子拿一片叶子戏说封地与弟弟，臣子不能就认死理一定要求执行封地的戏言。这样的不盲从权威精神，不光是在那个封建年代，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