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次我提到了那篇《我们是不是玩得太嗨了》。该文是从今年的 March for Science 游行活动的评论开始的。有些所谓的科学家们的游行示威，真的让人不知道到底是为了搞笑还是为了示威。
我在看杨洵默的一篇博客文章《饼图的妙用》时，看着看着发现换频道了，从对饼图的吐槽变成了对科研界的吐槽。其中我特别注意到他对《别闹了，费曼先生》的两段引用（来自《草包族科学》一节），因为我恰好前年刚看了这本书，不过我对这两段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
让我再举个例子。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，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，而他很感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。我说：“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。”他回答：“没错，但如果这么说，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。”我觉得很意外，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。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，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——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，那是他们的决定。
我也觉得私人部门支持科研是一条更有效率的路，而不是靠政府拨款资助。政府可以扮演一个次要的调节角色处理一些特例，但真正要有生产力，还得让私人部门上，因为私人部门比政府部门更看重真刀实枪的结果。我的这个感受主要来自我做学生时以及参加工作后的生产力对比。做学生时，吃着公粮（助教助研），产出什么并不那么重要；工作之后，目标感更强，确定要做的事情，必须一猛子扎到底，因为公司不能养一个混日子的闲人，不可能让一个人去做“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”的项目。
当然，这事也不能走极端，因为科研、学术界的应用有时候并不能很快看出来，可能需要过些年才能找到一项研究成果的应用，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大分母，即便是最终分子很小（分母大分子小是这个世界的常态）。